2014年10月21日 星期二
【閱讀書摘】從醫到從政,我的初心
從醫到從政,我的初心
提筆寫書的此刻,離二○一四年底台北市長選戰只剩幾個月,在日日奔走忙碌的行程中,我還是想書寫,記錄下我人生重大轉折的這些時刻,我為何從一個救人的醫師、一個世界級的重症醫學專家,轉身就投入陌生的選戰?我想寫下對一座城市的願景,寫下從醫到從政,這一路上的點滴。
人生中的重要轉場
我常說,人生都是意外,像投入選戰也是。我本來是個台大醫院的醫生,二十多年來都在台大醫院工作,後來因為人生的際遇,讓我第一次有機會抬起頭來看看台灣的社會、抬起頭來看台大醫院以外的環境。我從小是天之驕子,長子又是長孫被受疼愛,書更是念得好,考上台大醫學院、當上台大醫院醫師,再到建立傲視群雄的葉克膜團隊、更完成原本窒礙難行的台灣器官捐贈移植登錄系統與器官勸募系統。
但這一路順遂的人生,在二○一一年台大愛滋器捐事件後起了波瀾,雖然整起事件以我一肩扛起全責落了幕,但事件之後讓我開始深入思考一些問題:「到底我們要留下一個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到底台灣要這樣繼續爛下去,還是應該尋求一個改變的機會?」而我的個性本來就是不說假話、實事求是、具有大刀闊斧改革的魄力與執行力。於是,慢慢地我周圍開始有人發出要我參政的聲音,但我父親一聽到我可能參選,嚇得立刻從新竹坐客運上台北來找我,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在二二八事件中失去了父親,我不想再失去兒子。」
我明瞭父親不願我淌政治這灘渾水的心情,但是,自從我表明參選意願,從前總統李登輝到陌生路人,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人民的期望,讓我的使命感愈來愈強,也更加堅定了我參選的決心。這種決心強到讓一個五十五年來以父為尊、鮮少忤逆,且一向都是父親最得意的好兒子的我,不顧父親的反對,一心只想著,怎樣才能改變台灣的現狀?燃起了一股「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
我這輩子的經歷中,每一份職務都是在最成功的時候交棒,從來沒有享受過豐收的成果。但我就是這樣,對於辛苦打拼得來的成果不留戀,轉換跑道的牽掛才不至於那麼重;否則,一個世界級醫學專家,如何放棄過去擁有的功成名就去參與陌生的選戰?
有人問我:「是不是因為台大醫院愛滋器捐案遭受到不公,才被逼到出來從政?」其實我當然可以選擇不從政,繼續在醫院裡救人,可是,誰希望國家繼續這樣下去?於是,我在二○一四年二月十七日早上八點,值完大夜班的我,脫下白袍掛在牆上,走出台大醫院的那一刻,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轉場。
意外的人生,人民的寄望
對我來說,投入政治,其實就像是換個工作而已。我三十多年來沒有換過工作,只在中山南路的兩邊走來走去,履歷表也只有兩行,都是台大醫院的醫師職務。對我來說,投身公共事務領域,我的心態沒什麼改變,只是走到不一樣的工作環境;或許對其他人來說,轉換跑道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但對我而言,長期以來管外科加護病房、急診這種科別,平時就需要承受非常大的「不確定性」,也早就習慣「明天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特殊狀況」,所以,轉換跑道這件事說起來一點都不是大問題。
雖然我並不戀棧過去的成功,也不畏懼中年才轉換跑道的未知,但在參選的過程中,我倒是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民眾殷切的熱情、和熱烈的盼望,民眾握著我的手說:「柯醫師,為了咱台灣人出頭天,你一定要贏啦!」眼前這人緊握著我的手,一臉嚴肅、彷彿傳達的是一件天大的事,我突然有種很想哭的衝動,感受到台灣話所說的「寄望」,很多人把他們的期待寄託在我身上。
台灣社會需要改變!台灣政治最大的問題是藍綠惡鬥、黨派惡鬥,如果要走出過去藍綠對立的惡性循環,一定要有人打破藍綠或超越藍綠,應該要有一次機會讓台灣人民相信,台灣的政治不應當被藍綠所綁架。我對自己的使命感在一次又一次的過程中愈來愈強烈。不過,真正催生「柯文哲參選」的人應該是莊瑞雄,因為那時候民進黨還找不到台北市長人選,他被媒體逼急所出的奇招:「找柯文哲來選!因為他與人為善,救過很多國民黨『大咖』。」
當我二○一四年二月向台大請了長假,真正投入選戰的幾個月內拜訪了多人,逐漸有些感想:其實政治沒有那麼困難,找回良心而已。因為在台灣社會,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其實我們都知道,只是在台灣,對的事情沒有辦法做,而錯的事情一直在做。因為從當一個醫生的角度看台灣今天的政治形勢,我在思考一個問題:「能不能回到最初衷?」
應該這麼說,我當一個醫生,在做CPR的時候難道會因為黨派的政治立場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搶救力道嗎?當然不會!我面對病人,我只是回歸到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他就是一個人、需要治療。因為這種個性,所以當邵曉鈴需要幫忙的時候,我去幫忙;連勝文需要急救的時候,我去急救;阿扁有病的時候,我一樣去醫療。我常在想,台灣的政治是不是能夠回到一個把人當作一個中心的本質來看待?暫時拋去藍綠,讓台灣社會有一個重新開機的機會。
過去,我在台大醫院做了很多計畫都很成功,葉克膜是世界上最好的團隊、外科加護病房至少一定是亞洲最好的外科加護病房,我當過創傷醫學部主任,開創台灣第一個醫學點預防住院醫學科,而且,台灣是繼美國、歐洲之後,擁有世界第三套的器官捐贈移植登錄系統的國家。在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經驗當中,我發現自己是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來讓台灣的未來有更好的機會。很多人問我:「你為什麼要選台北市長?」坦白講,人生都是意外,當有一天命運把一個任務交到我手中的時候,我還是會很認真去做,希望把它做得更好。
不一樣,所以會改變
我講話直白、衣著不修邊幅、很俗、待人不熱絡。天啊!這完全是傳統政治人物的負面表列,而我竟然正在競選台北市長?
因為我的口才不算好、說話也不刻意討好人,因此才特別懂得仔細傾聽,以建立彼此溝通的基礎與雙方信任的開始。很多人忽略了「傾聽」也是一種解決問題的關鍵。當所有台北市民的聲音可被聽到的時候,不就是直接民主嗎?這就是我主張「開放政府、全民參與」的源頭。民主政治不應該只是讓選民四年投一次票而已,為什麼不讓選民天天可以表達意見呢?既然網路發展這麼進步,我們就應該開放資訊讓市民檢驗,透過網路投票提供決策參考,並且匡列預算給市民提案,讓台北市民的創意與活力進入市政府的運作。網路鄉民其實就是社區公民,公民主義的第一步就是透過網路實現。
過去我都專心在台大醫院工作,所以沒有競選班底,幫我助選的朋友是來自各方的義工。後來我舉辦海選徵人,讓有心從事政治工作的年輕人都有機會參與,他們對於選舉的創意和想像都很棒!如果台灣的政治依舊被權貴和派系把持,這些年輕人根本沒有表現的機會,政黨輪替只會變成權貴輪替、派閥輪替,我相信庶民主義可以打破權貴階級壟斷政治。
我在台大醫院的工作,最大挑戰就是常常需要在三十秒內決定一個人的生死,究竟要使用葉克膜這種侵犯性的急救?還是安寧療護讓病人平靜地往生?救與不救就在一念之間。這個工作必須理性、冷靜、抗壓性高,不能有差錯,更要考慮人情世故的因素,每一個決定的結果都是一個家庭的悲歡離合。「生死決策」的經驗,對於未來我處理台北市政是有幫助的,因為尊重生命、所以也對世間的一切真誠,我重視數據、公事公辦,但也不會背離親情人性。
對我而言,這不只是一場選舉而已,它更是一場改變政治、改變選舉文化的社會運動。有些市民會說:「我支持柯醫師,但是台北市的藍綠板塊,你根本贏不了。」但我相信「人因有夢想而偉大」,像我這樣的政治素人,不是正在改變台灣的政治、文化嗎?這半年來各項民調的領先,簡直是過去二十年在台北市未曾發生過的現象。我相信柯文哲可以改變台灣的政治,也希望台北市民相信自己可以改變台灣的歷史。
講實話,做實事!
我知道很多人對我講話直白不修飾、五十五歲才投入選戰,而一選就是台灣首都的台北市長的「柯文哲現象」有很多的討論。我認真思考過,「柯文哲現象」絕對是不正常社會的產物,為什麼媒體喜歡找柯文哲問問題?因為大家都知道柯文哲回答的絕不是假話。這很諷刺!為什麼這個社會沒有人敢說真話?建立一個不講假話的社會很不容易,不過,唯有用講實話來建立一個對的環境,接下來才能做對的事。
我跟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見面的時候,她笑說自己是非典型政治人物,過去的人都是典型政治人物,她接著說:「你更厲害!你是非政治人物!」當時我回答她:「從今天開始,由我來定義什麼叫真正的政治人物。」「講實話,做實事」才是新時代政治人物的標準;而我,就是這樣的人。
歷任台北市長曾提過軸線翻轉、淡水河曼哈頓,結果呢?只是說說而已。最近又有人提出了台北兩個心臟,計畫把東區的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議會搬全部到西區的台北車站附近再重建,在我看來,這也是講講罷了。除此之外,可怕的是提出新生高架橋地下化這個根本是違反常識的主張,如果講錯了,認錯就算了,結果卻是硬拗。我認為比無知可怕的是死不認錯的傲慢態度,因為一旦出事,更難掌握。
那麼怎樣才是好的台北市政?我的想法是這樣,要有遠大的願景,然後由下而上進行民意的彙整,由小而大進行市政的建設。到底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什麼?就是為人民服務;老百姓喜歡的做給他,老百姓不喜歡的,把它拿掉。因此,政策之制定,必須是政府說得到、做得到,更重要的是完成以後,老百姓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台北市政的目標,應當是將台北市建設成一個可以安居樂業、適合人居住的城市,而且市民可以感受到幸福感。
以前我常常講:我們要留一個什麼樣的台灣給下一代?現在我有更積極的一句話:「我們要如何一起努力創造台灣歷史的未來?」台北市民,如果你對未來還有期望,如果你對未來還有寄望,我們應該一起努力,改變台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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