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方洙正(Alex Soojung-Kim Pang)
- 譯者:賴盈滿
- 出版社:大塊文化
達爾文的散步小徑
達爾文每天都會到「沙徑」(Sandwalk)散步。這條路從達爾文家族的「塘屋」(Down House)出發,全長四分之一英里,達爾文在這裡散步了近四十年。他和妻子艾瑪(Emma)一八四二年夏天從倫敦搬來這邊,遠離都市的分心事務。塘屋之前是牧師住所,擁有三英畝的花園和分成四塊草原的十五英畝土地。有些人認為達爾文搬到塘屋是為了遺世獨居。他們比較他在小獵犬號的辛勤生活、倫敦科學界的活躍忙碌及肯特鄉間的安靜歲月,認為他是刻意離群索居,甚至想逃離自己提出的演化論。不過,開放大學教授詹姆士.摩爾(James Moore)告訴我,實際情況其實有趣多了。
摩爾造訪塘屋和沙徑三十年,對達爾文的世界瞭若指掌,大到他的學說,小到他的日常生活,他對達爾文的瞭解不下任何人。他認為塘屋既是達爾文的家,也是他的聖殿、實驗室與堡壘。他甚至認為對達爾文的生命和思想而言,塘屋就和小獵犬號一樣重要。
摩爾指出,達爾文和艾瑪都在鄉下長大,肯特鄉間「無比田園和寧靜」的氛圍非常吸引他們。根據達爾文的計算,那裡「離聖保羅大教堂六英里、維多利亞車站八.五英里」,距離「倫敦橋兩小時」。就算現在,要到那裡也得從維多利亞車站搭火車到附近的布洛姆利鎮(Bromley),再搭公車到堂恩(Downe,下車站是艾瑪做禮拜的教堂),然後沿拉斯提德路(Luxted Road)走到塘屋。對達爾文來說,這裡離倫敦夠遠,足以讓不速之客敬而遠之,但又離得夠近,讓他想見的那些倫敦朋友不會望之卻步。
那裡還近得讓他可以繼續和倫敦科學圈保持聯絡,掌握最新的研究發現,幾乎沒有落差。從塘屋寄出的信約有一萬四千五百封保留至今,充分顯示了達爾文耕耘科學網絡的勤奮。在我們這個電郵和簡訊的時代,或許有人覺得十九世紀信件往來很慢,但在一八四○年代,達爾文早上寄信給裘園(Kew Gardens)或皇家學會,大約幾小時內寄到,隔天就能收到回覆,內容從書本、幼苗到地質標本都有。消息傳播迅速,但無聊的傳言和令人分心的旁務都留在了城裡。 - 因此,達爾文在塘屋並非離群索居。他選擇親近朋友但遠離雜務,擁有「一個可以由他決定見誰的地方」,詹姆士如是說。達爾文甚至修改房子,讓他可以真的「照自己的意思看世界」。他在莊園北邊建了一道十二呎高的圍牆,其餘三面把土堆高、種樹,並且降低聯外道路的高度,最後再用修路挖掘出的燧石蓋了另一道牆。摩爾告訴我,「重點在於防止突如其來的打擾,只見自己想見的人。」
達爾文將塘屋變成科學實驗站,他可以自由收集和生產事實。他將一個房間改成書房兼實驗室,加蓋了一間溫室,將一部分花園挪作研究之用,讓他盡情鑽研動植物,從蘭花、藤壺到蚯蚓都行。他勤於觀察在地生態,跟養鴿人、馴狗師和農民聊天,從中得到的洞見不下於當年的出海遠行。事實上,達爾文傳作者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表示,「《物種源始》(The Origin of Species)所仰賴的浩瀚事實」,有許多都來自「維多利亞時期的生活習慣,例如書信往來和就近研究動植物的小規模實驗」。
達爾文說,如果真要說他有什麼能力,那就是能從別人忽略之處看到有意思的地方,並且找出背後的意涵。塘屋給了他一個空間,讓他可以仔細進行觀察,用必要的專注去觀察和思考其他科學家的忽略之處,認真反省與沉思。達爾文改造了塘屋,讓它強化他的專注力。他讓塘屋成為他延伸心靈的一部分。
塘屋最簡單也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散步小徑。達爾文很喜歡堂恩一帶的「狹窄小巷和高大圍籬」,並且在許多描述塘屋和鄉間生活的信中提到散步。他初次造訪堂恩之後寫信給哥哥說:「我覺得這裡的魅力來自幾乎每一塊地都有小徑穿梭其間(我們家的地也不例外)。我從來沒看過有這麼多步道的鄉下。達爾文搬進塘屋不久,就自己規畫了一條散步小徑。和現代的花園小徑及公園步道一樣,這條小徑也是以淺溝鋪上石礫沙築成。第一段於一八四三年完成,三年後,他向同為鄉紳科學家的鄰居約翰.路波克(John Lubbock)從爵租了一塊一英畝半的地,將沙徑延長為四分之一英里左右。沙徑這個名字是達爾文的小孩取的,他自己稱這條小徑為「思考之路」(thinking path)。 - 接下來近四十年,達爾文幾乎每天都會到沙徑散步。他的小孩或白毛犬波利(Polly)有時會跟著他,而來訪的科學家則會和他一起在沙徑漫步,討論他們的研究。那一帶的土地當時多半還在使用,塘屋也有農業收入,供應龐大的達爾文家族支用。達爾文用錢謹慎是出了名的,非有必要,絕不修繕房屋。因此他在沙徑上投注了大量時間和精力,顯示他認為擁有一個散步和思考的空間非常重要。
散步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對許多思想家而言,最簡單的解釋就是散步能激發創意。自遠古開始,散步有助於思考和散步是一種冥想的概念便已經存在了。古羅馬人用拉丁文solvitur ambulando(散步解決)來形容許多哲學家,例如狄奧真尼斯(Diogenes)、安布洛斯(Ambrose)、傑若米(Jerome)和奧古斯丁(Augustine)。佛教徒和基督徒都有散步冥想的傳統,認為短程小徑和迷宮可以刺激靈性的反思與更新。散步更是十八、十九世紀哲學巨擘的必備工具。巴黎的盧梭、哥尼斯堡(Königsberg)的康德和哥本哈根的齊克果,都以經常散步而聞名。齊克果更說:「散步讓我走進自己最出色的思想裡。」散步對身體和心靈都有激勵的效果,讓他沉迷其中。當代科學家也提到相同的好處。哲學家散步沉思的形象實在太過鮮明,讓尼采於十九世紀末期說出一句名言:「真正偉大的思想(包括他自己的學說)都來自散步。」為了反覆思考問題,哲學家、科學家和作家走過無數小徑,沙徑便是其中之一。
散步能激發思想,因為它讓人暫時脫離寫作、譜曲或計算之類需要專注的繁重工作,又不會讓心靈完全跳開。作家芮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說得好,散步「是心靈、身體和世界協同一致的狀態」。當身體移動,眼睛吸收陌生或熟悉的事物時,心靈仍部分專注於某個棘手的問題或難纏的句子。對思考複雜問題的人來說,熟悉的小徑能占據部分心思,又不會全數取走,正好可以提供足夠的刺激,幫助潛意識斟酌兩難問題、檢視答案或打破思考的僵局。 - 達爾文一生最出色的思想和最銳利的觀察都出現在他走動的時光。幼年時的他在母親過世後,經常在鄉間長途漫步。他不曾透露那些年散步時在思考什麼,宣稱他不記得了,不過最近的研究證實,經常接觸大自然有益於身心靈的療傷止痛,平撫心情及情緒。雖然不一定會更開朗,但確實會變得更堅強,有能力面對挑戰。因此,達爾文或許從散步中得到了力量與安慰,讓他從此將行走和沉思連在一起,這麼想並非毫無根據。散步也為他成年後的發現提供了基礎,讓他喜歡野外的科學研究與觀察,更勝於埋首書堆。
散步對達爾文的思想過程如此重要,讓他有時描述自己對問題的思考時,會用散步走了幾個彎才想出答案來計算。我認為這種構思問題的方式對他尋求解答很有幫助。對達爾文來說,漫步沙徑就像走向問題的答案。
當他沉浸於某個問題時,沙徑就會安靜退到背景之中,而當他心思困頓或靈感枯竭時,沙徑就會幫他宣洩壓力,用迷人的景物吸引他。在整齊劃一有如一個模子刻出來的成排樹木之下,有著多采多姿的小小世界。梭羅在〈論散步〉(On Walking)中指出:「在方圓十英里或一個下午步行所及的土地、七十載人間歲月之間,其實可以發現一種和諧,是你從來不曾接觸過的。」周遭永遠有新的東西可以觀察:季節遞嬗、生長與凋萎的循環、動物遷徙,以及人本身察覺上至地貌、下至周圍的改變的能力。達爾文擅長留意小細節,不看出端倪絕不罷休,因此沙徑一定給了他無窮的小發現與小刺激。
2014年10月9日 星期四
【閱讀書摘】達爾文的散步小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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