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父親的台北城
民國六〇年代初期,父親在台北城居留、奮鬥了四年,做了幾樁生意之後,終告黯然敗走,一人先行轉去中部。他消失之前的某個深夜還是清早,我在睡夢中聽見九妗婆借酒意上門大聲理論,代替九舅公來向父親索討一筆原本是合資然而蝕本了就成了借債。
那或是台北水城的最後時光,我們租屋在興建中的佳佳保齡球館對面巷弄,巷底一窪死水塘,還有幾株姑婆芋。它原本可能接著是一窪大水塘或水田填死了變為荒地,每天黃昏極目有毛絨絨的紅黃落日,蕭條蒼涼。父親掏出紙鈔要我去幫他買啤酒,對門一排即將完工卻突然停工的兩層樓連棟住屋黑沈沈足以吞噬人。他壯年增生的、我無從了解的鬱悶與夜裡盲人按摩悽愴慌空的笛音重疊,每天晚飯佐一瓶台灣啤酒是他「心涼脾肚開」的豪奢享受吧。有一週祖父母突然來了,寄住在同一條巷子二樓的大姑家,母女一大早裝扮整齊前去八里拜一座據說非常靈驗的廟寺(義賊廖添丁?),祈求財運。父親非常厭憎如此作為,他一生信念,錢財是血汗拚搏來的,向一座柴頭偶也燒香磕頭便可求得,荒謬,無骨氣。
一覺醒來,搬了家,而父親不在了,接手來的是外祖父一家、五叔公一家,更有延伸的戚誼若干,一掛一掛粽子般來去,混居在不到三十坪的公寓租屋,兩層鐵床如通舖,圍上草履蟲圖案的布簾,床前一堆拖鞋,睡前他們不改鄉居在三合院埕內大嗓門開講的習慣,彷彿一班隆隆響著、不知開往何處的時代夜行列車。
是技術與生財器械方便在姻親關係中轉移吧,外祖父也開了一家麵包店,形同貨櫃的烤爐便是鄉下家裡的那一座,睹物思人,我想像龐然大物的它是如何從小鎮搬運上台北城,懷念短暫的冬天裡它散發的熱力。沒多久,麵包店轉型為小吃店,賣魯肉飯、湯麵、餛飩、肉粽,父親每隔一段時日匆匆回來,似乎我還來不及與他說話,早晨醒來他又離去了。
生意既定,親戚四散各尋生路,母親隨外祖父一家租了菜市場旁的兩層樓木造違建,二樓其實是不及成人高的閣樓,樓梯外不知為何有個如武俠片的暗道。那時的台北城違建蔓延如黴菌,菜市場嗝出蔬果腐味、魚腥、雞鴨屎臭,火燒似的黃昏有鴿子啪啪群飛。
印象中父親與外祖父交談比起與我深深思念的祖父更為契合、更有一份男性的情誼。同理,我懷疑外祖父對他是否比對舅舅更包容、更有疼惜之心,共同商量過什麼賺錢大計,然而時也命也終究無成。
我小心地與外祖父母保持距離,始終無法親近,必然在我意識裡有一條簡單公式,親近他們就是背叛、削減了對家鄉祖父母的感情。我用著外來者的眼睛看外祖父,漫長的暑天下午,他打開大冰櫥,取出一塊豆腐,淋上醬油,灑上柴魚片花,烏唇大嘴一大匙吃將起來。他懂得享樂,肯花錢,愛美食與時新器物,假日帶著一群孫兒女去松山機場看飛機、遊草山,轉到北投洗溫泉,大頭大眼,身量若銅錘,講話重低音,不怒自威。他更是極有權威的一家之長,有他在,即使已經五個兒女的舅舅也隱逸無光。他嫌自己唯一的男孫過於軟弱,亦從不假以慈色。
我其實怕他。我相信當年從中部率領一家遷居台北城從頭開始是外祖父一人的決定。
一如當年決定北上一闖,不相信「人兩腳,錢四腳」而相信有一番事業美夢在前方的是父親一人的決定。
小吃店的共同點永遠是工時長、瑣事繁,打烊後的準備事項更多更雜,週而復始。我與舅舅的兒女們假日以剝一大鋁盆的白煮蛋蛋殼為樂,偶爾被叫喚支援洗碗,各自想法逃遁。那個盛夏,我童年的終結,台北城炎熱得柏油路軟綿綿,黏住塑膠拖鞋,我們的探險疆界無法再推得更遠了,局限於建國南北路的荒地,周遭的眷村在拆除,堆棧著水泥與木材廢料、野草廢土,有一處資源回收場,讓我們發狂於撿拾破銅爛鐵換取幾個硬幣。潦草且漫長的黃昏,我望向地平線,幼稚地發誓有一天要去到那裡。
父親又一次匆匆回來,我們火速搬到對街的樓房(那兩年搬遷範圍始終在方圓幾百公尺內,因為預算、時間上的經濟),對於一直奮鬥著要擺脫貧窮的他必定惱怒我們租屋住在違建。我第一次大膽要求他買一本辭典,他臉上不豫,還是帶我上一家磨石子地光亮的文具店買了,我每逐頁翻著自學生字,心中總浮現他的難色。
大同水上樂園開張前,外祖父得知,嗅出商機,立決兵分二路與一親戚合夥在樂園大門對面再開一家餐飲店。大人期期以為一條金光大道就此展開了,畢竟疲累奔波兩地,蒙昧的第三代只會興奮有了絕佳新天地可玩耍。
前去樂園得在萬華轉車,客運、公車的烏煙裡,擁擠者太多的人、過度的貨物與太吵雜的聲音、太明豔的色彩,我懷念祖母的美感,能簡能減能斂才能骨秀、神秀。據說有著全台第一座人造波浪泳池的樂園所在,有機會先來探險一段時日的表弟妹發現圍牆一處傍著一棵龍眼樹,正好攀爬免費入園。太陽下,滿滿來玩樂消費的遊人。牆邊是農家老厝與泥土路徑,更有大片簡陋砌建的屋舍簇群,非常粗糙不文的異鄉,唯有夠堅韌夠強悍者得以存活。新小吃店生意興旺,午餐尖峰時段人潮如浪潮湧進,我手捧一碗熱湯,遭客人一擠碰,燙傷一整手掌。母親也在隔了十年後再懷孕,我看著她肚子大了起來,感覺異樣陌生。在中部山區,父親轉業似乎有了不錯的開始,聖誕節長假,他特地帶我們全家南下一遊溪頭,他工作地旁一條冬天荒枯遍河床的累累石頭,走近水邊才發現僅剩的河水猶然湍急。
秋冬某日,表姊慌張地跑來叫醒還在睡覺的母親,「阿公死了!」我記得母親下床時尖挺的腹肚,西曬的窗戶明亮。據說外祖父那一早如常起來開店門,喝了幾口的牛奶瓶放在桌上,心肌梗塞遽然將他擊斃,他用以打拚、奮鬥的店正面對著樂園。
我木木的看著母親獨自哭泣,外祖父出殯她因是孕婦或其他我不了解的理由,並沒有返回家鄉參加。我暗自想,合乎情理嗎?黃昏之後,城市巷弄上空還是有它的光亮。
外祖父的死亡其實宣告的是兩個父親、兩個一家之長、兩個供養者闖赴一個新興城市自求生計的結束,多年後我臆測,父親應是拒絕了外祖父賣吃食賣勞力的合夥提議,無關行業貴賤,那不是父親所擅長,在他盛年的時間,他還有餘裕可以揀擇,那是他的傲骨與硬頸。
那個七月的早晨,父親領著兩輛貨車裝載著我們全部家當,我幫忙提著一支水銀膽熱水壺給初生的小弟路上泡牛奶用,車輪轉動,告別了那年代的台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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